上世纪90年代，印度裔美国人Amit Sevak第一次踏足中国，作为卢斯学者，他曾在北京的外交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相关课程。1995年的北京，还没有如今成片的高楼和不绝如缕的车流人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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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6月，Amit履新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（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下称ETS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。该机构创建于1947年，是全球最大的私立非盈利性教育考试和评估机构，核心产品包括托福、GRE考试等。

加入ETS前，Amit曾在多个教育培训、咨询、风投机构担任高管，还曾分别在欧洲、马来西亚、墨西哥的三所私立大学担任CEO、COO，推动学校调整经营策略。

Amit也是国际高等教育的受益者。其父母作为第一代印度裔移民，年轻时考学至美国深造，此后便在当地扎根、安家。Amit出生和成长于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，沿着“美式精英”的求学路径，本硕毕业于顶尖学府芝加哥大学，后又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MBA学位。

今年4月，时隔多年后重返中国的Amit，先后从北京南下上海。距离他首次来中国已过去近三十年，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商圈ETS自建考点的会议室里，Amit向界面教育感叹， 中国的国际化程度和经济、社会发展“堪称奇迹”。

自入职ETS后，Amit奉行的原则之一是，“考试不应该是一件苦差事，而应该把考试看作是对掌握知识的庆祝，”他表示，自己正带领着团队朝这一目标前行。

4月13日， ET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mit Sevak在上海接受界面教育专访。以下为采访内容，刊发时有所删节。

界面教育：ETS近期宣布了托福考试的最新改革，背后有哪些考量？

Amit：首先，我们希望托福考试对考生来说尽可能的便利。通过缩短考试时间，减少考生压力，也使其对参加考试有更多信心。此外，ETS还对考试环节进行了改进，例如让注册过程更便捷。这些调整后的测试仍具备和此前相同的质量和严谨性原则。

界面教育：疫情期间，美国部分高校推出标化考试可选政策，包括ETS旗下的GRE考试，你如何看待？

Amit：标化可选政策是最近几年才在美国出现的，被越来越多的大学采用。这一政策赋予了学生灵活性，他们可以选择参加考试，也可以选择不参加。我认为标化考试仍存在一定价值，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展示技能的机会。不过我也理解，大学正面临着不同的压力，对一些大学而言，采用标化可选政策是有意义的。

这些压力一方面来源于财政，因此大学需要通过增加招生人数以维持其财政可持续性。采取标化可选政策，能吸引更多学生提交申请。此外，大学还有对申请人“多样性”的需求，标化可选使大学能够收到数量更多、更多样化的申请以供选择，这也是目前的趋势。

界面教育：在你看来，标化考试是否利于促进多样性？随着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逐渐减小，未来这一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？

Amit：标化考试仍是一个可在特定时间内评估考生特定能力和技能的工具，但我们不能只把它看作申请中的唯一关键元素。大学在考虑是否录取一位申请人时，会进行整体、全面的考量，这其中涉及很多因素，包括过往的成绩、课外活动等。考试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位申请人。

目前来看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需要标化测试，未来或将延续。但在另外一些地方，人们正在思考是否需要标化测试，或寻求其它的测评选项。

我们需要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，招生考试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认为，目的之一是帮助申请人和招生官产生一种共同语言。

如果一所大学决定不再使用标化测试，或者它变得不那么重要，问题就出现了，大学将用什么来替代这一衡量尺度？几十年来，标化考试的贡献之一是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，在不同的候选人之间达成一致性。

例如有三个不同背景的学生都申请同一所大学，他们分别来自中国成都、美国的达拉斯和法国巴黎，大学该如何对这三人进行评估呢？标化考试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的招生录取提供了衡量标准，并且保证了招生政策具有一致性和清晰度。

界面教育：你如何看待近几年出现的其他线上英语测试？个别考试总时长不到一小时，而改革后的托福约两小时，它们会成为托福的主要竞争对手吗？

Amit：这些测试大多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出现的，它们将自己定位为快速、价格更低和在线考形式。在这里我们要思考的是测试所涉及的公平和公正问题，一项优质测试离不开长期的研发和背后的科学支撑。ETS在测试研发领域已有70余年的历史，具有高度的严谨性、一致性和公平性，这对大学和学生来说很重要。

时下火热的AI技术也会对考试、招生带来可预见的影响，除了影响测评的设计、测试、评分和分析四个阶段，AI将影响到测评的整个过程。大学招生官们会调整招生流程，对申请人技能的测评间隔或将变得更短，在学习和发展的过程中，也将会有更多的测评。

界面教育：自2009年以来，中国成为全球托福考试人数最多的国家，过去十余年中国考生的平均分数上涨13%，接近全球平均水平。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？

Amit：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达到了国际水平，并且有兴趣学习更高质量水平的英语。这也表明，中国在国际上担任起更重要的角色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工作，他们希望有机会获得国际工作经验，或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校进行学习。

界面教育：说到如今中国人的英语水平，和你在1995年第一次来中国时，区别有多大？

Amit：那是一段非常独特的经历。当时我作为访问学者，在外交学院教授国际关系课程。我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，骑着它在校园里穿梭。那个时候，北京街道上最多的就是自行车，整个城市还没有什么国际连锁品牌，也没有如今遍地都是的星巴克。但在那个时期，中国的发展肉眼可见的快，几乎每天我都能看到新的建筑拔地而起，整个城市充满活力。

我仍清晰记得，1996年，我坐船游览长江，在船上遇到一位出生于中国农村的管道工人，对方不会一句英文。我用蹩脚的中文和他简单交谈，得知这位管道工在武汉经营着自己的管道公司，手下有100多名员工遍布武汉各地修理管道，事业颇为成功。他告诉我，自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高中文凭，更没有读过大学，因此想尽可能让两个孩子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。

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些年里，中国能在教育领域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和突破。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，人们也有一个普遍认知，如果能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，就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。

据我的观察，当时人们的英语水平较低，很多场合我并不能很方便地使用英文进行沟通。但在今天，当我在餐馆、酒店，或在商业交往中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自如地用英语交谈，我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自信和自豪感。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谈时，是带着好奇心和新鲜感的，如今他们显然已经习惯这类交流了。

还有一个显著区别是，我第一次来中国的那段时期，中国学生对出国留学已经有很强烈的兴趣，但他们能接触到的资源却较少。如今，随着中国经济和基础教育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机会探索国际教育的可能性。